怀念

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车，一路经过斜桥、长安、硖石……李珊裳沉入了遥远的回忆：童年的、家乡的情景，接着而来的是上海爱国女学，以及那些看她长大的长者、老革命家，他们中有的已经不幸牺牲了。然后，明纯和德伟先后出现在眼前。她已经足足八年没有去北京了。上次去北京，还是一九五五年，那是初秋，她陪法国作家萨特和女作家德波娃往东北、广州、上海、杭州走了一国。从杭州去上海坐的是火车，经过斜桥、长安一带时，她从车窗里指着车窗外两旁的桑树，告诉萨特和德波娃，这些桑树叶子是蚕的粮食，他们可是从来没有听到过，也从来没有见到过桑树；他们甚至懊悔没有在李珊裳的家乡停下来看看。到了上海，当坐汽车经过外白渡桥时，萨特竟出声的喊起来，他欢喜这座桥，这桥使他想起了塞纳河上的桥！……回想起这一切的一切，恍惚如同隔世。
—九六三年杭州的初夏，比较风凉，想不到经过三小时多的火车，抵达上海，天气突然那么炎热。她跟着两个男同伴住进了一个旅馆，准备次日去北京。在旅馆里，她住进临街的一间小房间，有三张床铺，已有两个女同志在里面。床是弹簧的，晚上，李珊裳热的睡不着，只得把席子拿来铺在地板上，才迷迷糊糊的过了一夜。
同行的两位男同伴，对她都很关心，特别是那位年青的组长，他们帮她提箱子，拉她上火车，她和他们在一起，虽然是初次认识，却丝毫没有生疏的感觉。她已多年不出远门，感到什么都有点新奇，但有时却又忘了是在旅行中。有一次，她在车厢里，摸出口袋里的钞票数起来了，心里想着这一路还要用多少。过后，当车厢里没有别的旅客时，组长关心地对她说：“唉！下回千万不要在人们面前数钞票呀！这不是‘露白’么？”“呀！”珊裳惊喊起来，“对！对！”她说着，赶忙把钞票塞进口袋卫。真的，她已不知多少次被扒手扒掉过钞票了，虽然每次数目不大。
到北京是在第二天午后，全国文联有一辆大的轿车来车站接参加学习班的人，接的人和同车的人——除了本省的两同伴——她都不认识。车子把他们送到西山，停在马路边。他们一下车，有男、女同志来领他们，穿过一小片树林和一个园子，园子两旁有好几排房子，再进去，走过一个大天井，到了最里面的一座。李珊裳被安排在里间，一套三间的小房里，中间不住人，靠东的一间已有一个女同志住着，她住在西边的一间里。房间狭小，靠墙有一单人床，朝南临窗有只小书桌，一只小木椅子。床头有个小洗脸盆架。洗脸盆是自己带来的。只有一个人可以在床边行走。
休息了一天，就开始学习了。编了大组和小组，大组是根据业务来编的，小组是以各个省来编的。浙江省的小组三个人，组长就是那位年青的同志。刚住定下来，学习班里的一位年约三十多岁的男同志，就来问李珊裳，身体好不？还能适应不？过了两天，他又来看她，问她饮食习惯不？要她告诉他什么东西不能吃。他好象完全知道她是个患病的人。若干年的后来，她才知道这位同志姓黄，是学习班里的支部书记。学习并不很紧张，但很认真。给每个学员发了文件，学习《九评》，先自学，然后进行大纽讨论，再进行大会发言。在讨论中间，穿插着中宣部、文化部、全国文联的领导同志的报告。为了让大家了解国外文艺工作的情况，也请了对外友协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同志来讲了一次话。李珊裳在晚上自学时，总是写点笔记。她发现别人也在写笔记的。在大组讨论会上，发言都是自己报名的：李珊裳在大组会上只作了表态的发言，因为她总牢记着自己的身份。过了些日子，她知道来自各省的学习班里同学们的简历。摘帽右派连她共有四、五名。给她印象最深的是来自广西的一位，他好象什么枣也没有过，发言很随便。据’说他的儿子在部队里是个高级干部。珊裳想，他的儿子该很有贡献的吧？竟能不受株连。也许各地不一样？后来，学习班结束，他留下参家国庆节献礼。还有一位是来自陕西省的，好些日子后，她才能认出他来。如果她没有记错，那是在叠安撒出后的紧急行军中的一晚，他是带队的队长——原来是写剧本的——曾要把她坚壁在这个地方的。他也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过，谈笑自若。
住在珊裳对面小房间卫的女同学经常抢着热水瓶帮助珊裳去冲开水。女厕所很小，光线不好，没有电灯，她怕珊裳在里面跌跤，总要伴着去女厕所，确实使李珊裳既感激又不安。吃过晚饭，大家出去散步，李珊裳和这位女伴一同出去，在马蹄旁走走。日子长，晚霞映遍西山一带的大地，显得秋色斑斓。两个人一边走，一边闲谈着。女伴说起在中学里曾读到珊裳在《东北日报》上发表的文章，这时，她在主编辽宁省的一个文艺刊物。有一晚，她俩出去散步，望见从西山那边过来一个女同志，就近一看，原来过去在《东北日报》第四版一道工作的，当然和李珊裳很熟，她没有理睬李珊裳，拉着她的女伴在谈话。李珊裳立刻想到了自己的身份，躲了开去，转身往住处走，站在大门口等女伴。过后，她向对面的女伴道歉，说她没有陪她去散步，却始终没有告诉她是什么原因。
一个月快过去了，每晚躺到铺上，她总是想：写？……终于，在一个夜晚，提笔写了一封信给某大姊，她没有虚伪客套的字眼和口吻，还象过去一样，她写着到北京来学习已一个多月，很希望能见到某大姊。没有想到在发出信的第三天上午，某大姊就打了电话来，那是学习班里的一位女工作同志接的，接到电话后，女同志立刻来告诉李珊裳，某大姊约她本星期日早上八时半去。女工作同志热情地说，到星期日她会陪珊裳去的。过了两天，正是星期日，吃过早点，女工作同志和她一道巫公家的大轿车——星期日进城的同志多——在半途下车，步行了一段露，到了国务院的大门口，女工作同志关照李珊裳坐哪几路公共汽车回学习班，一再叮嘱过了下午六时就没有公共汽车开到西山附近了。她谢谢这位热情的女工作同志，说：“一定早回去。”她走进大门，在传达室的窗口，正要向传达室同志招呼，进行登记，传达室的同志却对她说：“进去吧！”这样，她没有登记，径往园子里走去，可是没料到某大姊象一九五五年时一样，已经在圈子边的路上等她了。她跟着某大姊走进和从前一样的小会客室，两个人紧紧拥抱着，热泪盈眶。
接着，两个人并排地坐在两只小椅子上，中间有只小茶几，，某大姊问她吃过早点没有，这时候，某大姊的侄女出来问珊裳：“姨妈想吃点什么？”还象过去一样，李珊裳一听到“姨妈”这两个字，用手帕捂住嘴巴，她要出声大哭了。大姊知道她已吃过早点，要侄女拿两只苹果来，削了皮，递给珊裳，大姊自己也吃了一只。正在这时，一位烈士的大儿子来了，李珊裳也认识这位同志，知道他和大姊和某副主席是亲人一样的。珊裳觉得不使久坐，便立起来告辞，大姊也立起来，对那位同志说：“你坐坐，我去一下就来。”接着，对珊裳说：“今天早上他——珊裳明白这是指某副主席，她还是这样叫惯了的—一早上四时过才睡的，这一次见不到他丁。”说着，她挽住珊裳的左臂，叮嘱着：“和省委关系搞好一点，争取解决你的组织问题。”就和珊裳一起走出小会客室。珊裳原以为她送到园子里路边，可是当她的女秘书跟出来时，她要女秘书关照司机出去一下。走出大门，车子就停在门外，两个人上了车。大姊对司机说：“到某某部长家里去。”然后对珊裳说：“我送你到某副部长那里，该去看看他！”李珊裳不知道某副部长家住哪里，‘虽然她也很想念他和他的夫人。车子很快开到了某副部长家的门外，大姊对李珊裳说：“你代我问候某副部长，家里有客，今天我不进去了！”珊裳向某大姊告辞，下了车。
李珊裳接了大门上的电铃，有一男同志出来开门，穿过一个小天井，在客室门口，见到了某副部长，他招呼珊裳进去坐。会客室里有个近两岁的小孩，正在摇摇摆摆地学步，这是某副部长的外孙。副部长的夫人也出来了。
李珊裳转达了某大姊的话，接着谈到自从杭州见面以来的情况。某副部长夫人出来了又进去，进去了又出来，对珊裳说：“你们谈吧！珊裳同志，今天在我们这里吃午饭！”
某副部长开始叙述起来。某副主席曾要他打长途电话、拍电报或写信给省委，请省委不要把李珊裳划为右派，某副主席认为李珊裳为人耿直，想着什么就直说什么，说过就没有了，不是出于恶意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，批评一下就算了。但是省委一位领导同志回答说：“如果不把李珊裳划成右派，我领导工作傲不下去了。”就这样顶了回来．珊裳才回想起来，她受批斗最早，而被划成右派的宣布却比较迟，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过程。珊裳听着某副部长的话，心情异常激动，从心底里感激某副主席的关怀和某副部长的帮助！又想：一个人被人了解是不容易的呵！
午饭是在会客室后面，一个小走廊上，靠壁一只小圆桌，有几只小方凳，副部长伉俪和珊裳三个人在一起吃。他们的女儿女婿这天有事，没有打回家吃午饭，小外孙外先吃，吃毕就睡觉去了。三个人一边吃饭，一边还谈些家常话，他们显然同情她，也有些难言的感慨。吃完午饭，又谈了几句，她就告辞，副部长夫人热情地送她到门外，要她注意身体。
李珊裳照着那位女工作同志的关照，挤上了公共汽车，中间又换了另一路车，终于回到了学习班。她这些外出活动，回来后简略地向小组长作了汇报。她见到的是中央的负责同志，汇报简略，并非是想隐瞒什么。
从这个星期日起，李珊裳的内心既激动又矛盾。她为着某大妹对她的鼓励而感到兴奋，盘旋在她脑子里的是某大姊的这句鞭策她的话：“和省委关系搞好一点。”怎样和省委关系搞好一点呢？她长期在农村体验生活，回到城里——有对住在农村尼姑庵里——就是写东西，没有机会接近他们，即使偶尔开会时见到，也不可能一下子被人了解。她正象在延安时，某副部长说她的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缺乏实际社会生活的经验。她不会吹捧阿谀、投人所好，只会说自己的话，说真话，说真话是容易得罪人的。从历史上看，指鹿为马的人总是显赫一时的。
接着一个星期日上午，她去看了淑芬，碰巧，剑清也来，总觉有许多话，无从说起。淑芬的儿子和媳妇都在家，大孙女进医院动眼睛手术去了。大家围坐着吃午饭。淑芬问到珊裳这几年来的情况，有些激动，而剑清还象在延安时一样，平平淡淡的。而君端呢，默默地坐在桌子的一角，吃着，不出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指着一碗冬瓜汤一说：“好吃！”其实他是怕淑芬和珊裳没过去的事，影响珊裳的心情。吃过午饭，淑芬邀珊裳到会客室里，拿出两个水蜜挑来给她吃。北方的水蜜桃是红的，而且大，珊裳觉得新奇。为了怕回到学习班太晚，吃完一个水蜜桃，她就向淑芬全家和剑清告辞。淑芬一直送她到大门外，塞给她-包东西，悄悄说：“给小裳。”
回到学习班，离晚饭时间还早；她躺在铺上，沉思着种种往事。终于，在国庆节前三天，学习班结束了，李珊裳跟着小组长一道离开北京。领导上说有不少内宾和外宾来京参加国庆观礼，北京的住处成了问题。他们那个省只留下那位专业作家在京过国庆。小组长急着要回家，因为他的夫人正临产期，家里没有人照顾。他们在国庆节前夕回到了杭州。小组长和去时一样热情地关怀她，从车站下车后，一直送她到家里，他才回去。
到家后，珊裳从箱子里拿出自己的衣服等东西，打开淑芬给小裳的小包裹，原来是冬天用的毛线围巾，也可以用来当头巾，是两用的，后来小裳看了，很欢喜。
国庆节后的第二天早上，李珊裳先到文化局再到省委宣传部去报到。在省委宣传部见着了副部长，他问了她学习的情况，她简略地汇报了一下。接着，他劝她进景新丝织厂去参加四清，并告诉她这是一个试点的厂，山省总工会的一位负责同志亲自抓的。当即按电铃，关照进来的一位同志去写一封介绍信。当副部长把介绍信递给李珊裳的时候，说：“交给驻景新丝织厂的工作组和党委。”副部长又关怀地说，“可以休息儿天再去办手续，不急，才开始呢。”最后问了她的健康情况，她说：“一直遵照医生的嘱咐在服药。”
她告辞出来，慢慢地走着，路并不远，她一边走，一边想：“又要去参加四清了。”回到家里，她感到确实有点疲乏。阿姨把她的午饭安排好，已回家去了。珊裳在铺上躺了一歇，起来吃午饭，饭后她还是躺到铺上去休息。原先，她是想学习回来，继续写长篇的，但是，劝她去工厂参加四清，也不奇怪。虽然她已被踢出文艺界，可是东听一句，西听一句，还是能听到一些似真似假的消息，好象那些没有被划成右派的人也下去参加四清了，有的人还到较远的地方。这大约是照顾她有病，才安排得如此近。
景新丝织厂是个老厂，著名的丝织厂，出产的绸子和被面很有特色。解放前由资本家经营。解放后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公私合营，这时已收归国营了。李珊裳的住处离这厂近，步行只需一刻钟左右。
在家休息了两天，她决定到某大学去看望校长，她一直没有忘记这位诚挚而厚道的学校负责人。她想到她的编制是在这个大学的图书馆，解决她的组织问题，也只能在这个大学里。这天早上八时半她步行去某大学，到校长办公的楼上，一问，他刚回家去了。她探听他家的住址，这位工作同志告诉了她，她找了去，并不远，走出学校正门，就在马路对面的。排宿舍里。一位女工来开门，他出来逆她进去坐。在小客室里，她向他谈了学习的情况，接着，直率地提出迫切希望能重新入党，解决她的组织问题，请求他给予帮助！他满口答允，说：“一定向上面反映。”她从校长家告辞出来，到图书馆转了一下，新馆长不在，招呼了一下老馆长，在参考阅览组坐丁一歇，和组长谈了几句，就出来了。到接下报刊阅览生去看那位女党员同志，在陪珊裳上女厕所时，她诚挚地谈了一些馆里和学校里的情况，也只有在女厕所里能谈几句真心话，她一直不把珊裳看做右派。从她口中得知学校卫有不少人下去参加四清，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。
隔日上午，李珊裳到景新丝织厂去办手续，把介绍信交给门口值班的人，经看过后，就让她进去，并告诉她党委办公生的所在。很容易找，在进去的一条路边。党委办公室在一间小房间里面，门开着，但没有人，她只好在外边那问空，屉子里等着。过了一歇，有个男同志进来了，他好象已知道李珊裳会来，当她把介绍信交给他时，他接过看了一下后，说：“好吧！你先到各车间看看，我们商量后，再决定怎样安排。”他没有作自我介绍，李珊裳也不便探问。她正走出门去，心里想：先认认这个厂的环境吧！慢慢地在路上走着，背后追上一个约三十多岁的男同志，对她说："我陪你去！”就和李珊裳一起走。他们在工厂里走了一圈，听口气，这位同志好象在人事科工作。李珊裳问了厂里的一些规章、制度。经过大礼堂，大礼堂外边贴有一些布告和竞赛评比等的报遭。看看时间已近午，她就告辞回家了。
午后二耐过，她又进厂去，先到党委和支委办公室，看到一位同志——后来知道这是支书。他告诉她，他们研究后，让她到一个丙班的“金银龙缎”先进小组去。——金银龙缎是丝绸和缎子的意思——并要她在办公室里等一下。当这个先进小组在车间门外开碰头会时，他领她去，给她介绍先进小组的组长。
李珊裳每天上，下午去工厂，工厂三班制，夜班在晚上八时半上工，她没能参加夜班。这个厂和棉纺织厂是不同的，甲、乙、丙三班都是织绸和缎的。织的绸被面和缎被面有各种各样的花色，因此，有特设的制图室。织绸，缎被面是极复杂的，需要高度的技术。她不敢常进车间去，工人需要专心，不能去打扰他们，她根本插不下手，连打扫卫生也不能做，至于和他们接触，只有在时间极短的碰头会上。
这一天下午，她参加了在大礼堂毛开的全厂职工大会，坐在最后一排长凳上，听了总工会一位女领导同志动员四清的报告，第二天的大会上，又听了厂长的检讨。对工人来说，时间实在紧，他们一下班就急于回家去休息。这类劳动，既费体力又费脑力，李珊裳没有可能象在下杨村那样去访贫问苦，从侧面蓟正面了解整个情况。但她感觉到先进小组里的老师傅和青年工人对她都很和气，特别是小组长，很乐意对她讲心里话。他告诉她．他出身扳苦，父亲是旧社会的一个织绸工．一次机器坏了，掉下来，把他压成重仿，送进医院里去抢救，没有救活，资本家连医药费都不肯出。死后，用一只麻袋装了，半夜三更丢在荒郊。小组长在八岁就做童工，和母亲相依为命，常出去帮人家干活，有时要靠讨饭过日子。
过了阳历年又过了阴历年，李珊裳继续去景新丝织厂参加四清。所谓参加，其实只是看和听。她从来不插嘴说话，确实，她不了解俯况，只能是学习。有时党支部书记叫她去参加党团贝的扩大会，她边听边思索。
一九六四年的夏天，小裳高中毕业了，这时候，很多青少年都下乡插队，但是学校和居民区都没有来进行动员，只有学校的班主任，大约是为了受表扬吧，来和李珊裳谈了一次。她有病，这是瞒不了别人的，只有这个独生女儿，虽然她是个“摘帽右派”，照人情来说，可以留在身边照顾她的。这一天某大学图书馆来人送给她一个条子，要她马上去一次，她正在吃午饭，放下饭碗，和小裳谈了几句，就步行到图书馆去。新馆长等在那里，她一走到参考阅览组门口，他立刻走了过来，邀她进馆长办公室里去。新馆长一开口就说。“现在大家都下乡插队，你要你女儿插队去，至多下去一、两年，让她上来读大学，你不让她下去，对你也不好。”李珊裳不说话，不表态，听完就站起来告辞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李珊裳来来回回地想着新馆长那几句话，觉得前两句是“利诱打，后两甸是“威胁”。党内已经盛行了这种作风，她不为自己，而为这种邪风难过。小裳却非常积极，认为自己是共青团员，应当起带头作用，这是对的，但也要想到具体困难。李珊裳确实不赞成女儿下去，她想，“摘帽右派”的子女不能读大学，也没有关系，不是所有有学问的人都是从大学毕业的，在家里也可以自学。但小裳嚷着一定要去，珊裳无法阻挡。这天上午，小裳带着行李和两个女同学一道动身走了。珊裳一直送她到巷口，看她坐上三轮车。她们先带闸口船埠，再坐船去桐庐。